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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有时候要想一想学术探索、信仰和智慧的关系。

现代社会科学中最经典的研究是探索,就是通过研究发现真实,特别是发现被隐瞒、遗忘、淹灭了的真实。几乎每一个社会科学学科都有人孜孜不倦地探索真实,如 经济学家想知道某个统计数据的真伪,或某上市公司业绩的可信度,政治学家想知道某次政变的真实背景,历史学家想知道某个历史事件的真象,图书馆学家也想知 道用户为什么越来越不愿意来图书馆。探索真实,是社会科学中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研究”。

另一种看似属于研究的东西是信仰。由于价值观不同,对于同一个事实,人们可能有不同的认识。对不同认识的执着构成信仰。尽管信仰与真理无关与价值有关,但信仰能鼓励人去做某事,有信仰的人能够最大努力地去实践某种社会理论,使某些不大容易做成的事可以有人去做,如GC主义。将理论变成信仰的好处,是理论实践成则推动社会进步,败了也可知该理论不行。竹帛斋主讲“用户 ”定理,讲到后来讲成了信仰。妙极!

社会科学中还有一种与信仰和探索无关的“研究”,可称为智慧。智慧是一种很有趣的东西,可意会而难于言传。1990年代中国政府遇到香港问题:中国政府要收回香港,英国政府不肯将香港交给“共产党”,港人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个死结,被老邓想出一个“一国两制”给解决。香港回归那天,董特首直称老邓“大智慧 ”。当然是大智慧,虽然是“一国”,但要不是那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国人想去港走走,一点不比去新马泰方便。学术研究中的“小智慧”,是想出些别人没想想出过的东东来写篇文章然后被人永远遗忘,“大智慧”则是想出个有用没用的东东来大家叫好,甚至可以推动社会,如30年前想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朋友。

在学术争鸣中,如果争鸣的对象属于真相,那么问题很好解决:谁的证据更硬谁胜。西方图书馆学家就依靠这种研究与舆论抗争:有人说民众不喜欢图书馆,他们通过调查证明去图书馆的人比看球的人多;有人说图书馆没用,他们通过调查证明图书馆降低社区犯罪率;有人说图书馆效率低下,他们通过调查证明图书馆对于经济的推动远大于社会对于图书馆的投入。还有些真相属于未来,在未来没有来到之前,大家可以打打口水仗,但一旦有些数据,再争论就没意义了。例如兰开斯特的“ 无纸社会论”也算精彩,但一旦人们证明了随着计算机使用量增加,纸张消耗也增加,兰氏理论就完了。

有关信仰的问题,争论的过程是最激烈也是最没有结果的。这种争议的目的是争取“信众”,所以要神圣化自己的立场,夸大理论的效益,抺黑对手。因此有关信仰 的争论是最不“学术”的。图书馆学中由信仰引出的争议不少,1970年代开始的“收费对免费”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项,Marc应不应该安乐死也是一项。

杭州2.0会议上,竹帛与Keven辩论“Marc安乐死”,因为竹帛对此问题没有自己的“信仰”,于是辩论就由信仰之争转变成了智慧之争。大专辩论赛也是这样的智慧之争:抽签决定立场,辩论无关信仰。这种辩论比较好玩,也可以一个回合一个回合地斗下去,胜负取决于专家投票,以及自我感觉。

应该说,我们看到的图书馆学中的学术争鸣,绝大多数属于智慧之争。最初某人看到一篇文章不爽,这种不爽或者由于对方探索不够,或者由于他与文章价值观不同,于是写文章商榷。但由于探索的问题一下就讨论清楚了,价值的问题永远讨论不清楚,于是争论很快进入智慧领域。双方互相盯住对方的破绽,从用语到措辞到逻辑到论点,越辩越好玩。如果双方都抱有一种好玩的心态,那么辩论能够继续斗智慧。遗憾的是,很多人到后来都以为自己是在捍卫真理,于是肝火日盛,语言刻薄,都忘了这是表现学术智慧这么一回子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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