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该博客上看到一篇文章美国实用主义图书馆学的缘起、历史贡献与学术局限，这个题目我有些兴趣，故浏览了一遍。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

杜威的实用主义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和方法论思想集中体现在他所制定的“三R原则”和他的图书分类思想上。“三R原则”——“合适的书、合适的读者、合适的时间（Right Book; Right Reader; Right Time）”这一原则，其目的在于让大多数人都能够以最低的读书成本，即花费最少的钱和最少的时间获得最需要的书籍。杜威的这一“三R原则”既是图书馆工作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当时开展图书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

这段话中的“三R原则”看得我有些犯迷糊，原因是我只听说过杜威提出的“三最原则”（The best reading, for the largest number, at the least cost），而且是被ALA在1988年作为ALA座右铭重申过的。马虎不得，马上查阅。关于三R原则没什么收获（查google，检索式："Right Book; Right Reader; Right Time" Melvil Dewey，有人知道杜威何时提出三R原则望告知，不胜感谢），却查到ALA2004年为是否废除“三最原则”这一ALA座右铭而进行的讨论。

The best reading, for the largest number, at the least cost是杜威最先提出，1892年，杜威如日中天的年代，ALA采纳该原则，将其作为协会的座右铭（ALA motto）。但后来这一座右铭渐渐被人遗忘，在ALA的文件中很少出现。于是1988年纪念ALA成立百年时，ALA重申了这一原则。2004年，ALA理事（Councilor）在年会上提交了一个议案，即《ALA CD#57废除ALA座右铭决议案》，Hill认为ALA座右铭陈旧、不完整、家长式粗暴，不适合新世纪，因此提议从ALA组织手册和其他任何印刷文件与电子文件中删除它。当年表决结果是仍保留这一座右铭，表决票数为98–52，同时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奠基性的座右铭。

2004年我写《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时还没有看到这段讨论，但即使看到，我也会高度评价杜威的“三最原则”。我很喜欢杜威的这一原则，原因是它提到了图书馆活动的效率（at the least cost），有了这一限定，它就与我们国家的“为了找书，为书找人”有了重大区别。馆长可动员很多人为领导为教授去找一、二本书而为得到的一声好评自得，但这是违背西文图书馆学“专业”传统的。图书馆学专业的目的是通过一套专业的、科学的方法，使得图书馆员可以在低成本条件限制下，为大量读者提供最佳的服务。我们的分类编目，曾经就是这样的方法。

关于程式定理，本人去年曾写过随波逐流议“定理”，话已经讲完了。如果要有补充，我只能说一句，在社会科学中，“定理”的理解是多种多样的。当然雨僧先生可能不满意图书馆学对待“定理”讨论的态度，希望通过讨论能够让图书馆人明了定理的严肃性。应该说，雨僧的观点代表了很多学人的观点。但我并不认为这样的讨论是有价值的。这就引出另一个学理问题：社会科学的价值是什么？

社会科学中有一个流派，他们觉得社会科学不够科学，因此希望引入一些纯科学元素改造社会科学。这些人中又有二派，一派是批评派，他们用科学元素批判图书馆学。最典型的是马恒通先生，不知从什么人的文章中找到了个“前科学”的概念，于是一直用“前科学”作为批评图书馆学的武器。马的这种研究思路严格地说出自刘迅，刘至少用过5个类似概念批评图书馆学，但没有一个概念写过二篇以上的文章，典型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种研究在国外图书馆学较少见。另一派是“建设派”，如王子舟教授在其教材中引入类似定理的元素，作为教材的逻辑起点。最极端的叶鹰教授，希望以分析的方法建立图书馆学的体系，写了不少文章。这条路我也走过。上大学时我对于图书馆学极端失望，深信数学可以改造图书馆学，读了很多科学方法论的书，一看到西方图情论著中有公式就眼睛发亮。这种研究国外也常见。巴特勒则是走了很久后反思：当时是科学得过头了。

其实二战结束后，社会科学的主流学派是社会应用。一种理论无所谓对错，能够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同时逻辑上能够自圆其说（这一条也不那么重要），就是好的理论。战前贝尔纳在其名作《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描述社会科学时写到，“社会科学在性质上不同于自然科学之处在于：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不是服从一定规律，因而可以进行精确实验的各种可以一再重复的状态，而是一个由内在条件制约的、独特的发展过程”。他对社会科学理论缺乏应用十分不满。但在二战后，社会科学大规模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到1972年，丹尼尔·贝尔写《二战以来的社会科学》时，底气就足多了（由于可用实验检验，社会科学正在变成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以经济学为例，数学推导固然重要，但一种学派能否成功，决不取决于推导的正确，而是该理论能不能导致决策的成功。

回到图书馆学，很庆幸中国图书馆学家在世纪之交找到了正确的理论道路，这就是以理论研究成果推动图书馆事业管理者正确的决策与图书馆人观念变革。理论家很少有人有幸能够恰好赶上时代的变革，更难有幸使自己的理论在变革的前沿弄潮。而李国新、程焕文就是图书馆学理论中的这类幸运儿。与雨僧先生对“定理”的执着追求相比，我更欣赏图情释怀先生的认识：程氏定理的推导，“每一步都体现了图书馆事业艰辛的进步。”“我也轻贱过图书馆学，但知道了图书馆事业艰辛的历程，看到图书馆学人通过奋斗将理念变为公理、定理，不得不对图书馆学心存敬畏。”我也不认为程氏定理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定理，或者一个很好看的定理，但我对该定理与图情释怀一样，心存敬畏。

这是《南都周刊》封面话题：保卫山寨精神中的一段话。山寨一词原代表那些占山为王的地盘，有着不被官方管辖的意味。如今，这个词被用于那些数码产品的生产模式上。它是一种由民间发起的产业现象。其主要特点表现为模仿、快速、平民，涉及手机、数码产品等不同领域。山寨产品玩的就是创意、富有创新和挑战精神。其实中国人历来有山寨传统，从瓦岗寨到井冈山，从温州打火机到深圳的手机数码产品。如果说中国人还有什么值得自豪的精神，山寨精神一定是其中之一。

从山寨精神想到图书馆精神。图书馆精神据说是竹帛斋主提出的，而不是竹帛寨主提出的。图书馆这个“斋”，自然离不开官方管辖，所以尽管斋主本人有些山寨，但斋主的图书馆精神很不山寨，爱这爱那的，有柔情而无野性。就整个图书馆学而言，也是温温尔雅，从管理，到学术，从产品，到研发，只有斋气，没有寨味。

图书馆的产品与服务需不需要山寨精神？表面上看是不需要的。我们的主营业务是读者服务，用户需要什么我们设法提供什么。但问题在于，我们所能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并非购买可以简单获得。即使可以购买，比我们更有钱的购买者也大有人在。特别是在数字时代，以往靠年份积聚资源，靠资源支撑服务的模式已经被部分颠覆。数据库商和网络服务巨头们不断攻城略地，打得图书馆节节败退，俯首称臣。看维普做数据库、Google做数字图书馆，十足的山寨精神。如果上图的《全国报刊索引》10年前哪怕多一点点山寨精神，这世界上哪里会有CNKI。

Keven的理想是技术救图。其实技术救图只是路线或方向，不代表我们可以走到理想的彼岸。即使我们认定了技术可以拯救图书馆的正确方向，如果图书馆人的思维中还是“斋”而不是“寨”，只会被“技术”越拉越远。其结果技术也许是不拯救图书馆，而是消灭图书馆。个别图书馆（员）的山寨精神是存在的。昆山馆的网管老蟹，中山馆的联合参考咨询与文献传递网，从这些产品与服务的发展中，我们能感受到一丝山寨精神。现在图书馆2.0来了，它正在激发图书馆人的创造力。虽然这种创造力到山寨精神还有一段距离，但毕竟给人一丝欣慰，或一点点希望。

文学作品有风格流派，如古诗词中的婉约派和豪放派。人文科学中，不同风格流派也是非常明显的，同样写史，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就写得很专业八卦，威廉·曼切斯特的《光荣与梦想》更是创造了专业八卦的新纪元。但纯科学作品一般没有这类流派，按照一个“科学规范”行文就是，论文从导言到致谢千篇一律，非常的骨感，句子常带着长长的从句，极少用典、也不大用生僻词。

那么图书馆学呢？图书馆学的主流显然希望向纯科学学习，所以学术论著的最常见风格就是骨感。即使文章的学术内容不够字数不够了，仍东扯西扯地扯，而且必须要扯得符合科学规范，扯得骨感，而不是扯得八卦。尤其图书馆学进入正规的大学专业教育时代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看81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基础》，作者们努力向纯科学学习，那个累，你都感觉得到作者们扯的累。图书馆学中不是没有八卦些的文字。这些文字要么是随笔，如程亚男《流动的风景》，要么是批评文字，批评文字就不举例了，总之批评文字很容易写出八卦来，有些批评文字可以说太过于八卦了。

其实国内外的图书馆学中，“专业八卦”虽非主流，但绝对是一种学术常态。谢拉的《导论》就比较专业八卦，图有其表表扬《20世纪》时同时表扬了的吴建中《21世纪图书馆新论》，无疑是我国第一部具有专业八卦精神的力作。技术领域，William Y. Arms的《数字图书馆概论》也很专业八卦，可读性很强。当然我们的那本《图书馆2.0》也有那么些味道了。

我理解的专业八卦，应该是不拘一格地构思与行文，恰到好处地用典（用典并非用“古”典，威廉·曼切斯特常用小报边角故事为典讲大历史，堪称用典大师），轻松些的文字，用以表现具有穿透力的理论分析。我在某几篇写史的论著中的确有意识地追求过这种风格，但差得太远，远远不能说具备了“专业八卦”的精神。其实，我们这代人，《图书馆学基础》模式教材与课程培养的一代人，已经不可能有什么专业八卦的潜力了。寄希望于在博客环境中成长的新一代学人，如游园、表哥他们，当他们的功力到了足以写出石破天惊之作，而出版商又乐于出版他们的大作时，那个时候，也许我们才能见到真正的专业八卦的图书馆学论著。

写了《想点子还是做研究》后，有朋友问：你的文章如何？记得上学期与本系一教授聊论文，该教授问我一年能写多少论文，我说是约二年一篇论文。也就是说，我约二年一篇论文，每年约十篇文章，百余篇博文。当然，这些文章在年底报成果时，我是都要作为工作量报上去的。

图书馆学中非“研究”型的学术文章有三类。一类是评论文或议论文，包括读书笔记。我的文章中最多的是“评论”。2002年以前写的图书馆学基础方面的文章，几乎100％是评论。除一些综述、回顾文章外，比较有名的《新时期十年的图书馆学》、《从经验图书馆学到新图书馆学》等，也是综述、回顾加评论。就象文学有创作与评论一样，图书馆学也应该允许评论的存在。评论文章需要有自己的思想、观点或“点子”，同时需要较大量的专业阅读。另一类是随笔或感想，蒋永福先生的《坚决依靠政府》即是此类。这类文章除了要有好点子外（看蒋在《图书馆》的系列随笔即知），还要有文字功底，即文字要写得漂亮，一般还应该比较大牛。非大牛的随笔感想，有趣的，到《新华书目报》发表比较可行。第三类是见闻和工作描述，见闻写起来容易发起来难，一般只有很大牛的人，刊物才舍得给版面。见闻怎么说也是“原创”，又能让大牛在刊物上亮个相，不少刊物愿意发。工作描述则多数要靠照顾，或发于较差的刊物/栏目上。

图书馆学的牛人们也很想做研究，但他们事务缠身，应酬多多，约稿也多多多多，而研究又不是一时半刻做得出来的，为了学术交流，于是先写篇文章将自己的想法（点子）公开了再说。当然也有些大牛懒得做研究了，反正很多编辑也不认得什么是做研究什么是写文章，于是放弃研究专写文章交差。这样做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不妥，因为更多的读者也只认得文章不认得研究。只是久而久之，由于牛人的“示范”效应，由于那些非研究型文章不是出现在刊物的“评论”、“随笔”栏目而是出现有“研究”类栏目，出现在刊物的重要位置，因此，学界的初入者很容易将这些非研究型学术文章当作研究成果而效法，结果是“取法乎中，得乎于下”了。

因此我对青年朋友的感想是：趁自己还没有成为牛人、还没有被无数约稿纠缠，写写以研究为基础的论文。

 

平时不大关心别的学科写文章怎么用论据。不知哪天看网，看到一篇文章，用红楼中贾母的高寿，证明某些“养身之道”的科学性。看罢失笑，突然想到去中刊网查查，果然，单《红楼贾母为何能长寿》的文章就有三篇，还有其它文章：

陈东晓. 红楼贾母为何能长寿[J]. 健康, 2004,(11)
唐黎标. 红楼贾母为何能长寿[J]. 养身月刊, 2005,(10)
肖芸. 红楼贾母为何能长寿[J]. 今日科苑, 2005,(04)
郑寿昌. 《红楼梦》中贾母的养生术[J]. 家庭医学, 2000,(04)
聂鑫森. 贾母的老年性心理剖析——《红楼梦》说[J]. 健康必读, 1994,(07)
沈尔安. 红楼寿魁的养生经[J]. 家庭中医药, 2001,(06)
杨在钧. 贾母年迈患感冒[J]. 东方食疗与保健, 2005,(03)
韦德锐. 贾母的养生法[J]. 中国气功科学, 1999,(06)
韩先芹. 红楼梦里贾母的食养食疗药膳[J]. 药膳食疗研究, 1998,(01)
杨在钧. 老来爱俏益健康[J]. 东方食疗与保健, 2005,(05)
徐栋华. 贾母、林黛玉死前为何回光返照[J]. 家庭医学, 1994,(02)

这些文章作者不同，内容差不多，有些甚至完全雷同。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不是“红学”文章，而是科普医疗保健类文章。小说中虚拟的人物故事，居然可以作为科普文章的论据，真是荒谬透顶。不知这些人为何不用“西游悟空”来证明不吃不喝被埋可以活N百年。

学术论文用论据的品味，最差的是不用。满纸都是自己想出来的（或者拷贝过来的）句子；其次是虚构的论据，如上面所说红楼贾母长寿；用观点证明观点，只要引用的观点被认为勉励权威或有道理，证明的级别在前二者之上；更好些的是“第二手”的事实或数据，即他人获取的事实或数据；最好的就是自己获取的第一手事实或者数据了。在自然科学及某些较“硬”的社科中，还有实验方法产生论据，即在一个受控环境中“生产”出事实或数据来。

当然，即使严格调查的数据及科学的相关性分析，仍可能产生荒谬的证明。这里面涉及的社科方法论问题太多，难于梳理。所以我们写文章可以退几步，保底的证明是“用（正确/新鲜/权威的）观点证明观点”，应该追求的目标是“用（他人获取或自己获取的）事实/数据证明观点”。我某次课的作业是小论文，给出一个旅游网站作旅游信息化案例。我的点评中统计了几位同学用了“名人证明法”，几位同学用了“数据/图表证明法”，几位同学用了“比较证明法”，但有超过50％文章在没有任何论据的情况下表达“旅游信息化必将给我国旅游业带来XXX”的判断。最后我说，如果有一位同学，哪怕向10位家人/朋友/同学作个小调查：看了这个网站后你会不会产生去该景点旅游的兴趣？我将给这位同学满分。当然这只是课堂作业，如果是写论文，恐怕没有哪个编辑会认可这么简单的“调研”了。

因为人不熟悉，我没有将自己的看法完整地讲出。我们讲写文章，最常见的追求是“创新”。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有“点子”。有点子比较容易抓眼球，根据点子组织些现有资料，文章很容易写成。但我想说的是，靠点子写文章的时代，恐怕是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企业主靠点子发展，也迷信点子。那年头媒体上经常见得到“一个点子救活一个企业”的故事，企业家对于点子的迷信，甚至造就了“点子大王”何阳，可以靠讲点子发财。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才逐渐意识到，办企业靠的其实是管理，同一个产品或服务，只要你能以更高的质量与更低的成本提供，做什么都能发。何阳卖点子将自己卖进大牢了，这个故事有一定偶然性。但它后面代表的必然性是，经济成熟后，企业靠点子发财的路已经越来越不行了。

图书馆学早期，写文章也可凭点子。很多80年代读研的朋友都记得，当年他们读书时，宿舍里大家常常议文章的点子。谁想出什么点子了，大家叫好，他马上可以去写论文。因为根据点子写，这种文章往往写不深，更多的是围绕概念做文章。如写“图书馆经济学”，他们不是研究图书馆服务的经济学问题，如服务的投入收益，而是写“图书馆经济学的定义”、“图书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等学究式文章。甚至于，写“图书馆发展战略”，十有八九的开头是“什么是发展”、“什么是战略”。这种写作思路，到1990年代还存在。但后来写文章的这个路子大家都掌握了，于是一旦遇到个什么可以成为点子的概念，编辑部就会为这类文章头大，如“市场经济”、“初级阶段”、“信息高速公路”、“数字图书馆”，等等，都曾成为人们狂写文章的点子。

企业发展的正路是管理，学术呢？当然就是研究了。图书馆学发展到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研究比点子更重要的阶段。对一个已经写过无数文章的主题进行科学意义上的研究，也许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但这种研究也许比想个新鲜点子而未作什么研究的文章更有意义。当然，更有可能是的，只要在一个主题上研究下去，多半是可以通过研究产生所谓创新点的。尽管某些学术会议征文中，对于“图书馆人文关怀”的主题，仍有不少文章以“什么是人文”开头，但在正式的学术刊物中，这类文章已经难于获得编辑的青睐了。

二年多前出现的Web2.0/Lib2.0研究，虽然有些人仍将它看作一个点子，但实际上这个主题所发表的文章，很少早期点子炒作时那一类“什么是什么”的学究式讨论，更多地是直接进入相关理念或某一具体技术的讨论。在信息共享空间（IC）一类研究中，也有类似的趁势。

回到我上面谈到的那篇文章，我觉得当前管理学理论与方法层出不穷，找个理论与方法来写图书馆学文章不是不可，但这类文章的重心不应该是介绍那种理论与方法（这是目前此类文章最常见的问题），Goolge时代，了解一种理论或方法没有什么难度，不用图书馆学论文为别的学科做科普。作者需要做的是分析这种理论与方法用到这个学科有什么特别的好处，这还涉及对现有理论与方法的不足的分析，也就是我信中说到的“必要性”，如果介绍的是方法，还应该讨论这种方法移植到图书馆学是不是真的能够用，也是就我信中说过的“可操作性”问题。而要做到这点，组织现有资料是完全不够的，作者需要深入分析现有图书馆管理的弊端，并证明新的理论与方法恰好能够针对这些弊端。不知道这是不是“创新”，但至少需要做些研究，而不仅仅是写文章了。